藏历马年，是神山冈仁波齐百年一遇的本命年。普拉村村民尼玛扎堆在父亲去世后，决定完成父亲的遗愿，去拉萨朝圣，去冈仁波齐转山。听说尼玛要去朝圣，小村里陆陆续续有人加入了他的队伍，有老人，有孕妇，有孩子。这群人从芒康出发，在长达1200多公里的路程上重复着行走、磕头，历经数月，众人终于抵达了拉萨，也用光了身上的钱。为了筹盘缠，大伙留在拉萨打工。凑够了路费，继续向冈仁波齐进发……

其实对于在西藏文化体系之外的我们而言，那里有太多标签。

你要洗涤心灵吗？去西藏吧。

你要放飞灵魂吗？去西藏吧。

你是文艺青年吗？去西藏吧……

这样接近、渗透、进入的方式，太粗鄙了。以至于近些年我们看过的西藏题材的电影，都会在你心里留下一些有存在感的信号。

2013年，看万玛才旦导演的《静静的嘛呢石》。人人都想看最原始真实的西藏，而影片中真实的西藏，是老人们看《智美更登》会抹眼泪，年轻人却在散戏后跳迪斯科；小喇嘛一心想看唐僧喇嘛西天取经，录像厅里放的却是香港枪战片……

2015年，看萧寒、梁君健导演的《喜马拉雅天梯》。片中海拔最高的寺庙里的僧人说：“喜马拉雅是我们心中的神山，现在人觉得登上她是时尚，我能说什么呢？”

而《冈仁波齐》，则很轻，甚至，你会觉得张杨作为导演，介入得太少了，节奏缓慢、几乎无剧情可言、重复的动作、接连不断的可能会令人视觉疲劳的西藏风光……但在这“轻”的背后，是导演强大的克制力和冷静的视角。

克制

用纪录片的手法来拍故事片

因为已经有了构想，导演所做的是找到这样一群符合他构想的人，一起去完成这件事情，“《冈仁波齐》是拍了大概9个多月。在村子里面两个多月，真正在路上，尤其是从芒康到拉萨的路上，将近6个月。真正从芒康磕到拉萨，一般的情况下大概是7个月到8个月左右。我们真正拍摄的过程，跟他们朝圣的概念是差不多的，当然因为他们首先是在这个电影里是变成演员了，所以他不可能每天就是磕头，是要符合我们的拍摄地点、时间。”

导演在这个过程里的作用，大概就是观察，再获得更多的细节。“我们也在同时拍摄另外六七组朝圣的队伍，这个队伍里就得到了非常多的细节，比如有兄妹俩，妹妹拉车，哥哥磕头，突然有一天在磕的时候就停下来了，我们也在拿着机器记录他，是有一个小虫子，他就停下来了，把这个小虫子拿走了继续磕……这是你从生活里看到一个细节。”

同样的细节，还包括队伍里的孕妇在朝圣过程中生下了孩子，“在我这么多次去西藏的经历中，见过很多这样的事情。有的一家人，就把牛羊变卖了然后上路，这一走，可能一、二年，可能三、五年，这期间，孩子就出生了。”在电影中，女演员生完孩子没多久就回到了朝圣的队伍。

除此之外，导演几乎没有对这部电影的其他干预，“戏剧前因、后果、铺垫，这些东西从我的角度都不要了，都没有。这可能就是这个电影确实不太一样的地方。”

一部公路片

关于出发、经历、感受、在路上

导演张杨、出品人路伟和影评人卫西谛在先锋书店分享《冈仁波齐》背后的故事。卫西谛说：“确实是关于人和信仰的关系，我看完之后，我也觉得它也是一个人和自然的关系，这些人和远方的山，和脚下的土地、道路，和一路经过的雨、雪，穿过四季，来到他们想要去的地方……”

因为多年多次去西藏，导演说自己变“野”了，“1991年一个人的旅行，对我来说是改变最大的，后面不管你去多少次西藏，总是有一个伴儿，总是结队，很难再有一个人的机会了。就是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一个人背着包，一点钱就上路了，一个人每天也在接触新的人，接触新的地方，也会跟别人聊天、打招呼，但是实际上更多的时间就是你跟你自己的一种沟通，尤其是去到那种特别野和特别荒的地。”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冈仁波齐》是一部公路片，关于出发、关于经历、关于完整地去感受，关于“在路上”。

《冈仁波齐》，是片中11个素人演员的一段旅途，“对他们来说，首先拍电影这个事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陌生的，他们也很少有机会看到电影。到村子里，我们说咱们拍个电影，他们其实没有什么概念，但是你说朝圣，他们还是非常愿意的。对他们来说花那么长时间，每个家里面要安排非常多的工作，因为家里都有牛、有羊，到春天了还要种地，当时这一家哪几个人去，有好多人都想去，但是到底谁留下来在家看家、种地，谁去……互相之间要开很多会。他们开始是对电影完全都不懂，慢慢地他们就真的开始懂得怎么去演戏了。”

整个电影下来，大家还是或多或少有一点改变，“现在已经拍完三年多了。唯一的有一个变化，就是在路上出生的孩子他爸爸，没有跟着朝圣走的爸爸，他们想在芒康的普拉村的路边上，开这种小旅店，前一段时间给我打电话，我就寄点钱说特别希望开起来。”除此之外，爷爷还是在山上放羊，旺佳也是在上面放羊，跟电影一开始的场景一样，依然是生活。

人的一生总要去一次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