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道梅花盛开的时节，沿着这条鹅卵石铺就的道路，盛装打扮的新娘缓缓走出位于南雄珠玑巷的李氏祖居。她将被新郎抱着，走进钟氏的宗祠，拜完天地，然后离开这条生于斯，长于斯的巷道，一如他们的先祖们。这条时光流转的小巷里，有难以计数的人走出去，继续南迁，甚至漂洋过海。

祖居连着祖居，珠玑巷是无数岭南寻根问祖之地 摄/余婷婷

这是一条悠长寂寥的古巷。黄昏的柔光里，老人放下门板，点亮门口的灯笼，那背影，既从容又孤独。我是逆着古代中原文化经梅关古道进入珠三角方向，到达珠玑巷的。古代到这是走水道，如今，从广州到南雄，早就没船可坐了。它的确是落寞了，在历史的长河中，站成了一个回望的姿势。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开凿梅关古道的张九龄可能没有想到，千年之后，自己的诗竟成了珠玑巷的谶语——这里何其盛产游子。

珠玑古巷 摄/吴丹

事实上，珠玑巷兴盛于唐敬宗即位百余年前。当时，为了实现政治控制，和隋炀帝修凿京杭大运河一样，唐玄宗委任张九龄拓宽大庾岭梅关，把一条崎岖难行的山径开通为能通车马的大道，连通中原与岭南。

梅关道沟通了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南北交通顿时通畅，紧靠梅关道的珠玑巷也夹道成镇，古代称沙水镇，是南来北往旅客的歇息地。

南雄梅关 来源：南雄市人民政府官网

南下的赶路人从大庾岭过梅关，再走 25 公里路到珠玑巷，正好是一日脚程，恰好在日薄西山时分抵达珠玑巷。北上的赶路人从南雄起程行 15 公里到珠玑巷，如果当日上梅关，在天黑前不一定能翻过大庾岭，因而也暂住下来。

所以从盛唐开元而下，尤其是明、清时期，南来北往路过珠玑巷的商旅、挑夫“日有数千”，直到清末粤汉铁路修筑之前，珠玑巷依旧兴盛非常。

北宋时期，苏东坡谪迁惠州，过梅岭时，曾手植了一棵树，六年后遇赦返京时，再次经过此地，逢岭上老人，感慨万千，作诗曰：

苏轼《赠岭上老人》

在漫长的巷道上徜徉，一百多个不同姓氏的祖居一字排开，一层的黄泥房子，有些陈旧了，屋瓦相连，中间隔一段便设有一道城楼，飞檐翘角，颇具气势。从门口往里一户人家看去，后院幽深，不见底。

一公里多长的巷道，走到尽头便是清浅的沙水河，两株千年古榕树，立在水畔，沉默、安宁，等待归人。河的左岸，是一字排开的新建宗祠，右边是珠玑巷的另一段。

珠玑巷的门楼 摄/余婷婷

当年多少人从珠玑巷离开，后人又回到这里寻根

我曾走访珠三角地区的宗祠，每每惊诧于那些近乎顽固的族谱，每个村落、每个姓氏、每个子孙，无一遗漏，静水流深，波澜不惊地，把历史的边角料都保存下来。

通常情况下，人来人往，需要各类物资供应，容易形成繁荣的商品经济，进而形成商埠、市镇。珠玑巷亦然，先民们迁入岭南，在珠玑巷边开设商铺，并开荒南野，暂居下来。也许还有一层原因，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没有人愿意背井离乡，珠玑巷是梅关过了第一站，离得近点，再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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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玑古巷上的商铺 摄/吴丹

最早的珠玑巷居民，可以追溯到先秦，始皇南征，平定南越之后，将岭南纳入中国的版图。许多南征的秦兵就在当地留守落户，为了解决这部分人的婚姻问题，秦皇又发派了 1.5 万名女子，他们就成为岭南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其中一部分人留在今天的南雄珠玑巷附近。

安史之乱后，五代纷扰随之而来，中原不时鼎沸，处于战乱中心，因而在很长时间内，岭南成为幸运的“避风港”。史书记载，南雄、韶关等地的人口数量隔一段时间，便会出现短期的激增，这无疑是难民流入的结果。

古巷里的某个商铺 摄/吴丹

说到珠玑巷，不得不说客家人，他们在南迁人中占绝大多数。客家人的故乡在中原地区，因迁徙而形成一种特殊身份，自称“客家”，因为他们心里的故乡，远在黄河畔的汴梁。

迁入珠玑巷的异乡人，后又继续南迁，原因不一而足。据历史记载，珠玑巷也曾几次三番被卷入战火。当然，也许是因为人口增多，耕地不够，祖先们必须去开拓新的生存地，一进一出之间，将文明的火种带到更远的地方。

台湾诗人邱湘云曾这样描述祖先的南迁：

粤汉铁路通车之后，梅关古道便失去要塞的地位，近代人向岭南迁移，则以北方乡村的年轻人，乘坐火车，涌入东莞、深圳、广州的工厂为主要形式。

苍苔掩映，古梅护道，珠玑巷的价值依旧不可估量，那段厚重的历史，有解读不尽的意味，也引人重新思考宗族、祠堂的价值。

一户人家逢喜事，鞭炮留下了一地的红纸屑 摄/余婷婷

在中国，家与国常常并称，家庭是一个国家的最小单元。政治、宗教、经济的功能全部可以由家族承担。凡是政治、经济、宗教等事物都需要长期连续性的，不因个人的长成而分裂，不因个人的死亡而结束，于是多个家庭便以血缘为纽带，形成氏族，氏族本是长期的。宗族礼法、社会伦理，也将人心拴在氏族之上，形成共同体。

古巷里的杨氏宗祠筹建联络处 摄/吴丹

宗族和祠堂，才是中国人真正的宗教信仰。据梁漱溟援引民国学者王鸿一先生的观点，宗教即解决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三世问题，中国人则以家族之三世，行宗教解决之道：过去的信仰依于祖先，现在的安慰寄于家室和合，而将来的希望则寄托于儿孙。祠堂里的对象虽为逝去的先祖，然目的却在作用、影响生者和看不见的未来之人。

清朝年间，一名顺德人过珠玑巷，不无感慨道：

踏上古道的今人，心境何尝不是如此呢？在任何年代，我们始终需要一个原乡，那就像我们的胎记一样。也许是时候平静反思、保持敬畏了，那些曾经被我们弃若敝屣的事物，是否真的如此？而当我们重新寻回之后，是否只能将它们摆进博物馆的橱窗？

否则，那些奔走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的人们，迟早会疲惫地发现，自己成了飘荡在大地之上的浮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