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人生活比较简朴，并且讲究实际，说明白了，就是比较节约。三国对我们的接待，似以挪威为最差，但他们 并不是有意慢待我们，确实是按他们生活的基准线定出的较高规格来招待的。在挪威四天，我们从来没有吃到过一 道热菜，席间只有三明治而已。不过三明治里夹的是生鱼片和虾，不是火腿肉片。

有一次吃饭，我对挪威笔会中心 主席内塞女士说：“我们中国人连吃饭都体现了集体主义精神。我们是把一盘盘菜端上来，大家用筷子在一个盘子 里夹着吃，不像你们这样分成一份份的用各自的盘子吃。”内塞女士说：“三十多年前，我们普通人民也是像你们中 国人那样吃的：一家人围着一口锅，用勺子在里面舀汤喝，就着自己手里的面包。

现在这种吃法，是近几十年来才 普及的。”我脑海里马上浮现出苏联童话故事片《大萝卜》和高尔基的《我的童年》中的场景：中间一锅冒着热气 的白菜汤，一群衣衫褴褛的孩子围着它，贪婪的一勺接着一勺的稀里哗啦地抢着。原来，他们摆脱贫穷并不久；他 们还没有学会奢华。 在金钱往来上，西方人一般都划得非常清楚。

我们中国人过去讲究在“政治上划清界限”，西方人可是一直在金 钱上“划清界限”的。而挪威人，我看是到了滴水不漏的程度。到挪威的第三天，一位年轻的出版商与几位作家在豪 华的派克饭店请我们吃饭（也只是冷餐而已）。饭后，按给我们规定的日程，我们应该前往奥斯陆大学东亚语系的 教授何莫邪家。可是没有车来接，要我们自己雇出租车去。

于是我们在出版商的汽车里只好向他借一百挪威克朗去 雇车，讲好我们用美元换了挪威克朗后还他。他如数借给了我们，开车走了（他已经完成了他的接待任务）。等我 们到何莫邪教授家吃完了晚饭要回金狮饭店时，又没钱了，又得向何莫邪教授借钱。这一天，我们向外国人做了两 笔“贷款”。我私下里认为，区区一百克朗（约合十几元美金，三十元人民币），他们会慷慨解囊的。

在中国，倘若 有外国作家到我家吃饭，雇出租车送他们回宾馆，本来就是我分内的事，怎么能让外国客人自己付钱呢？殊不知， 我们换了挪威克朗在第二天还他们的时候，他们毫不谦让地照收不误。 如果相信子英的介绍，那就有更多的笑话了。他说：在瑞典，假使你忽然烟瘾大发而又忘了带烟，要向旁边的 人讨一支来抽，你也必须花钱。旁边那个人即使衣着华丽，他同样会毫不脸红地收下一支烟钱。

不像在我们中国， 在公共场合中你向别人讨一支烟抽，不管是谁都会给你的。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校舍里，十二个学生共用一个公共 厨房。厨房是现代化的，照我们中国人的说法是非常“高级”。但那些很富裕的瑞典学生们相互之间连一撮盐、一块 方糖也分得很明白。瑞典年轻人在谈恋爱的时候，男女上咖啡馆，去迪斯科舞厅，一人一半，各出百分之五十。要 是请客，必须先说清楚谁请谁，如接受了别人的邀请，就应有回请，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

这和二十世纪三十年 代、四十年代好莱坞制造的义男淑女的神话差得很远了。 不但在婚前，在婚后，夫妻之间的经济也分得够仔细的。据子英说，那种“男主外，女主内”的古典式家庭结 构，在西方已经很少见了。 下面，我们再把话扯回来。 瑞典是按挪威的同等规格接待我们的。

然而，我们一下飞机，在旅馆安顿好以后，负责接待我们的瓦登先生与 霍尔小姐就把我们带到一家艺术家常去的饭店吃饭。在那里，我们才吃到到北欧来的第一顿热菜，并且尝了西方名 菜牡蛎。 瑞典与挪威是毗邻国家，在古代，两国还是合二而一的，但现在互相之间都有点瞧不起对方。

瑞典人把挪威人 称为穷表弟、暴发户。在席间，瓦登先生就很风趣地说了一个讽刺挪威人小气的笑话，可惜我忘却了，只记得瓦登 先生是个典型的北欧男子，高大，漂亮，有绅士风度，比挪威接待我们的赫根有气派得多。我们的大使馆，把瓦登 先生与霍尔小姐误认为是夫妻，节目单上就是这样写的。

到Esplande旅馆方知搞错了。瓦登先生哈哈大笑，拍着 霍尔小姐说：“如果是那样就太好了，是不是，先生们？”我说：“我表示遗憾。我们的大使馆没有把我和何滨女士 也弄成夫妇。” 在挪威，挪威人认为瑞典的现代化是不可取的经验，是失败的，指责瑞典人匆匆地学习美国人盖高楼，把古典 的斯德哥尔摩破坏了。

还说瑞典人是空架子，爱摆排场，不要几年，他们就会超过瑞典人等等。照我看，挪威人是 比瑞典人能刻苦、讲实际，这一点从他们的穿着和家庭生活可看出来。斯德哥尔摩是个花花世界，男男女女穿着打 扮都比较讲究、入时（除以后要说的“滂克”外），挪威人穿着却很朴素，一般人像我们代表团的三位先生穿着笔挺 的成套洋装的都很少，街上走的人多半穿滑雪衫和羽绒夹克。

两国老百姓的精神面貌也不完全相同，给我们在奥斯 陆雕塑公园导游的年轻大学生就给了我深刻印象：挪威人要比瑞典人奋发、有进取心，再加上他们有北海油田，能 源问题解决了，所以说他们赶上和超过瑞典是完全可能的。 丹麦人要比挪威人、瑞典人放得开，性格不像前两国人那么拘谨。

在挪威和瑞典的记者招待会上或大学、笔会 的座谈会上，我们的回答如不能使他们满意，或者他们有不同意见，他们也不表示出来，就此罢休。在丹麦的哥本 哈根大学，有的问题他们似乎非要打破沙锅问到底不可，和北欧学者的唯一一次争论，也是在丹麦发生的。

但是， 我觉得丹麦人性格比较热情，态度比较随便。到哥本哈根的第一天，丹麦笔会中心秘书长埃勒斯先生就把我们领到 所谓丹麦的脓包“自由城”去参观。这种敢于把社会最阴暗的部分首先展示给外国来宾看的勇气，不要说我们中国 人，许多其他国家的人也是很少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