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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任安书》是司马迁最重要的散文作品，是中国古代散文的千古绝唱。文章讲理想，大气恢弘；谈人生，如泣如诉，历代文人为之倾倒，历代读者为之动容。这篇文章涉及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任安，他是司马迁的好友；一个是李陵，他困扰司马迁的一生。要读懂《报任安书》，先要了解任安其人与李陵其事。
任安其人
任安与田仁是同事，又是好友。田仁的父亲叫田叔，司马迁写有《田叔列传》，田叔列传中有田仁传，因田任与任安是好友，褚少孙在《田叔列传》后补有《任安传》。
任安是荥阳人，从小就是孤儿，家庭贫困，为人赶车到长安，落脚武功，后为亭长。邑中人出外打猎，任安为大家分“麋鹿雉兔”，甚为公平，众人皆喜。
任安有点名气后到卫青将军帐下当舍人，与田仁俱居门下，同心相爱。二人家贫，无钱贿赂，卫青的家监让他俩养“恶啮马”，两人由此知卫青不识人也。一次，卫将军带两人到平阳公主家，主家令两人与骑奴同席而食，二人愤愤不平，拔刀断席别坐，以示不愿为伍。平阳公主很奇怪又很憎恶两人，但还是没敢呵斥。
后来汉武帝让卫青将他府下舍人择优选为郞，卫青推荐了一些有钱人的子弟欲上报，恰逢大夫赵禹路过卫青家，卫青将他推荐的人给赵禹看，赵禹看后认为十余人没有一个有智慧谋略。赵禹说：“将门之下必有将类，现在你只取富人子弟，又无智略，不过是些木偶人穿华丽衣裳而已。”赵禹让卫青把他的舍人全部召来，赵禹面试后说，“只任安、田仁二人可用，余无可用者。”
赵禹将任安与田仁带到京城，汉武帝召见。田仁说：“提桴鼓立军门,使士大夫乐死战斗,仁不及任安。”任安说：“决嫌疑.定是非,辩治官,使百姓无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听后大笑曰：“好！”汉武帝便任命任安为北军护军，后改任益州刺使，再调回任北军护军。任命田仁为三河太守，田仁杀了一批三河恶霸，汉武帝又改任他为丞相司直，主管城门。
后来发生了戾太子事件，太子刘据起兵造反，刘据在北军南门外召任安起兵，任安接受了符节，但闭门不出。刘据兵败逃亡，田仁认为皇上与太子是骨肉之亲，便开城门放刘据出城。汉武帝从甘泉宫回到京城认为任安“是老吏也，见兵事起，欲坐观成败，见胜者欲合从之，有两心。”将任安下狱，后处死。
李陵其事
李陵是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广长子李当户的遗腹子。李陵长于骑射，谦和而仁爱，人缘极好。武帝任命他为骑都尉，在张掖酒泉一带训练了五千精兵。这五千人都是奇才剑客，荆楚勇士，力能扼虎，射必命中，可谓精锐。
公元前101年，汉武帝派李广利率三万骑兵出击匈奴右贤王于天山。李陵率五千精兵，出居延（今宁夏北部），向北行进30天，到达浚稽山（今天蒙古国境内），并派部下陈步乐回长安汇报。陈步乐走后，李陵遭遇匈奴主力，单于率三万骑兵围了上来，李陵率壮士奋勇迎战，千弩俱发，杀敌数千，匈奴败退。
单于见状，大吃一惊，立即调动八万人围攻李陵，李陵突围后且战且走。李陵军在树林间苦斗，肉搏还击，杀敌数千。单于见连战不胜，准备撤退，这时，李陵军的一个军候逃到匈奴，告诉匈奴李陵箭快完了，只有李陵和韩延年各带八百人前行。单于便带兵反击，把李陵围在一个山谷内，箭如雨下。激战到半夜，韩延年战死，李陵被俘。
一年后，李陵投降匈奴，在匈奴待了26年，公元前74年，病死。
遭受宫刑
李陵兵败被俘的消息传到京城，汉武帝龙颜大怒，召集群臣讨论，所有大臣都纷纷落井下石，说李陵有罪。唯独司马迁站出来讲公道话。司马迁说：我与李陵同朝为官，但交情不深，“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但司马迁非常敬佩李陵的为人，他说：“李陵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司马迁认为李陵有“国士之风”，“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他认为李陵虽然被俘，但是会找机会报效汉朝的。
司马迁的本意是为武帝宽心，安慰武帝，但汉武帝却认为司马迁是“沮贰师”。“沮”是用语言败坏人的意思。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是诋毁贰师将军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的妻哥，又是此次征匈奴的统帅。为李陵辩护与“沮贰师”，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汉武帝却以“沮贰师”的罪名，判处司马迁死刑。九年后，李广利投降匈奴，司马迁写进了《匈奴传》，这就是历史的真实。
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47岁的司马迁被捕下狱，公元前98年，48岁的司马迁接受了官刑。
根据汉代法律，判处死刑的人可以有两种办法免死。一是交赎金50万，二是接受宫刑。李广、张骞等汉代名将都曾交钱自赎。司马迁是个小小的处级官员，月俸仅六百石，50万钱对司马迁来说是个天文数字，他深感自赎无望。
接受宫刑免死，对常人来说，可能不是多大问题，但对司马迁来说，问题比天还大，很难接受。原因有二：一是羞辱了祖先，二是成为个人的最大污点。他说：“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宫刑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奇耻大辱。司马迁是个大孝子，他认为身体肌肤，发自父母，而接受宫刑既辱身又辱祖先，甚至认为，接受宫刑再无颜面到父母的坟丘去，后果真的很严重。
面对此情，司马迁陷入两难，欲生无望，就死又于心不忍。他认为如果就这样“伏法受诛”，那不过是“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所以他选择了生，是因为太史公书还没有写完。他说：“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司马迁认为他的文采是相当好的，必须流传于后世，这就是司马迁“就极刑而无愠色”的根本原因。
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12月，司马迁接受了宫刑。到了公元前96年6月，司马迁大赦出狱，并被汉武帝任命为中书令，这一年，司马迁50岁。虽然中书令是两千石的高官，但司马迁不齿于这一职务，而是把全部心思用在了太史公书的写作上。
报书任安
司马迁受李陵之祸八年后，即公元前91年，对司马迁来说，有两件大事：一是《太史公书》已写作完成，二是任安当年冬天将被执行死刑。这两件事促成司马迁写《报任安书》。
《报任安书》表面上是为任安写回信，但对任安让他“推贤进士”只一笔带过，而用大量篇幅向好友任安倾诉自己无比激愤的心情。向任安也是向世人诉说了自己因李陵之祸所受的奇耻大辱，倾吐了自己内心郁积已久的痛苦与愤懑，大胆地流露出对汉武帝是非不辨，刻薄寡恩的不满。
《报任安书》对研究司马迁的思想及《史记》的写作动机、完成过程，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散文杰作。古人早就把它视为“天下奇文”，可与《离骚》媲美。此文之奇，首先表现在气势磅礴。作者长久郁积在心中的悲愤，借此文喷薄而出，有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其气势之壮阔，令人惊叹；此文之奇，在它的纵横捭阖，波澜起伏。作者是坦率的，内心的矛盾又是十分复杂的。他无意矫饰，三言两语又说不清楚，所以他就一一道来；此文之奇还在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如泣如诉，时而旁征博引，时而欲言又止。曲折反复，一波三折，行文流畅，语言生动。
这样的文章，写于武帝之时，甚有楚汉雄风。文章写得大气磅礴，纵横跌宕，敢于放言，无所谓避，在大汉的严刑之下，又在身受极刑之后，竟然行若无事，这样的文章只有司马迁的性格才写得出来。
几点启示
《报任安书》深刻反映了司马迁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至今仍是中国人必读的名篇佳作。这篇文章对后人的启示有三条：
1、一个人必须有远大的理想。理想是成就人生的前提，司马迁的理想就是写一部《太史公书》。他二十壮游时，已在为写史作调查研究，他三十六岁接受父亲遗命时，这个理想已成定型。他父亲交代：“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牢记父亲嘱托，三年后即担任太史令，并开始了《史记》的写作。七年后，《史记》写了一半，他却遭受了宫刑，支撑他活下来的动力就是完成《史记》的写作。在一定意义上，史记的写作延长了司马迁的生命。
2、人应有正确的人生观，生死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为我们留下一段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人的一生，应为社会作出贡献，这样就重于泰山。司马迁在受宫刑之后，“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精神上受到极大的痛苦。但他忍受了这一切，终于完成藏之名山的史记，为中华民族留下了珍贵的遗产，他的死，也就重于泰山了。
3、曲折是成就人生的必要条件。人生的曲折，每个人都会遇到，《报任安书》中列举了许多名人遭受的曲折：李斯为丞相，身受五刑；韩信为王，死于囚室；季布为家奴，终成汉名将；窦婴为贵戚，难免被处死。司马迁有一段名言：“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所谓圣人，就是在曲折面前，发愤而有所作为。司马迁受宫刑之后，就是发愤而有所作为，才成就了伟大的《史记》。
李长之说：“司马迁的受刑，在他个人当然是一个太大的不幸，然而因此他的文章里仿佛加上浓烈的苦酒，那味道却特别叫人容易沉醉了！又像音乐中由之加上波折、急骤、悠扬的曲子，那节奏便特别酣畅淋漓，而沁人心脾了！”
总之，《报任安书》是一篇励志之文，在全国人民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齐心奋斗的今天，读一读《报任安书》，可以激励我们奋斗的勇气，并在奋斗中获得幸福！
来源：韩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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