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贺立德总是用不容置辩的语气对他说话。现在，贺立德的语气虽然不是那么肯定了，但好像还有不容辩驳的道理，而这个道理就建立在他们大队的实际例子上。不错，因为我们中国之大、之复杂，你要论证任何论点都能信手拈来一个恰当的例子。然而，要用他魏天贵这个大队来证明贺立德所谓的“过去的办法正确”，他却有他自己的看法了。可是，他的这个看法又不能向贺立德说出来。这二十多年来他是怎样走过来的，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

    想到这点，他顿时失去了说话的兴致。这当儿，刘玉青正好笑吟吟地走进客厅来。

    “瞧老魏给咱们送的那些菜，真新鲜！老贺，别看你是地委副书记，现在谁还念着你，不就是老魏嘛。老魏，别走了，就在这儿吃晚饭。”

    他不怎么喜欢这个原先叫刘卫青，现在又改回叫刘玉青的女人。他觉得这妇道人家心里的道道儿太多了，他甚至怀疑她“别走了”这话里的意思是“快走吧，咱们要吃晚饭啦”！他告辞了。

    “算啦，我还要去给我丫头买东西哩。”

    最后，贺立德把她送到院门口，摇摇头，叹息了一声：

    “唉！现在，咱们都在为儿女操心啰。”

    天还没有黑下来，在古道上，还能看到如镜面一般的河湾上闪闪烁烁的微弱的亮光和岸上一丛丛骆驼刺的小白花。沙岸起伏不平，在闪烁的水光中呈现出一条模糊的曲线。而家燕还在河湾上翻飞，捕捉晚食——这会儿，正是蚊子猖獗的时候。一只绿头花翎的野鸭，像被枪子儿打中了一样，收起翅膀，扑地一下扎进茂密的苇丛里，再也没有声响。这一段河滩平坦，河面开阔，河水现在温静得仿佛也在耽于思索似的。

    不过，贺立德说得也对：他们都老了！贺立德虽然穿着细毛料衣裳，趿拉着皮拖鞋——就这光能套个脚尖尖，没有后帮的鞋，怕也得四五块钱一双吧，可是肚子已经腆了出来，松弛的两腮耷拉到嘴角，甚至说话中间也嘟嘟地动弹，前十几年那样充沛的精力连一点影影子也没有了！

    自己呢，难道就比老贺强么？手往脖子上一摸，松松垮垮的老皮底下就是几根筋，耳朵后面也陷下去了一个坑，胡子拉碴的，两面腮帮上都刻上了一道道弧形的皱纹；前几年还好，这两年背也有点佝偻了。要是把塑料布向马路边一铺，抖开麻袋把黄瓜西红柿朝上一倒，操起秤杆往旁边一站，和那帮自由市场上唯利是图的贩子又有什么两样？有谁能看出来他是上过报纸的人物、赫赫有名的英雄？有谁能看出来他曾是显赫一时的“头头”、掌过县革命政权大印的“司令”？有谁能看出来他十几年前的风姿？那时候，他高个子、宽身板、大脸膛、直鼻梁，一对蒙古型的细眼睛透着精明剽悍，不说别的，那两排坚实整齐的牙齿，就叫每天用白玉牙膏刷牙的学生娃娃叹为观止了……可是，现在，如果真跑到自由市场上去，人家看的准是他面前的麻袋：“喂，老乡，这黄瓜怎么卖？”

    他不觉叹了口气。脑子里又不由得浮出尤小舟的影子来。

    去年——一九八○年冬天，尤小舟又调到他们这个县上来了。新来乍到，也不顾县里复杂的情况，就在“三干会”上极力主张把田包下去。尤小舟也是他的老朋友，当时他还真替这位县委书记捏了把汗。

    “别着急，慢慢来。”他劝道，“以前的经验你还不汲取么？”

    “还不着急，怕什么？”尤小舟却沉着脸说，“只要农民吃上饱饭，我再去蹲监狱也没有关系。何况，现在还不会再把我送进去。”

    尤小舟不像贺立德，这个人不轻易说笑，却让人感到亲切和真挚。他的目光虽然严厉而富于自信，但同时显露出正直和坦率。因为年轻的时候是近视眼，现在到了老光眼的年龄，倒可以摘掉眼镜了。

    “包干到户，并不触动集体所有制，而是在集体所有制下改革分配形式和人与人的关系。”尤小舟向他解释道，“‘大锅饭’不能吃了，一些社队干部的瞎指挥、多吃多占、强迫命令，甚至压迫农民的情况也能杜绝了，这又有什么不好？当然，我也知道，过去，一阵风，一边倒，一刀切，一言堂，这四个‘一’害死了咱们！现在我不搞一刀切，各个大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具体形式。譬如你这个大队，晚点搞甚至不搞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