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眼目睹的悲剧，无不和体制联系在一起。我决不相信中华民族是智力低下、道德堕落、野蛮强暴的民族；我反对任何从民族性国民性中来寻找那场悲剧的根源的企图。我到过不少国家，我没有看见一个民族是完美无瑕的，相反，却看见不少“炎黄子孙”在另一种体制中创造出优秀业绩。我含着泪坚信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有高度智慧的民族；想起我是这个民族的一员，我的自豪感就油然而生。

      但在上一个历史阶段，我们却把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几乎是全体中国人都天真地听信那些美好的主流话语，精神亢奋地一同大干坏事。那段历史中我们听到的美好话语和美好的允诺，我们及我们的子孙再也无法“创新”了。上代人已绝对地垄断了美好话语的发明权。谢天谢地，我们也真听够了！可是我们应该警惕，再不能重复干那种坏事。我写的小说其实大都围绕这个主题，我曾偏激地说过我所有的小说都是“政治小说”，也不过是这个意思。

      《小说中国》一书是我对社会体制改革有“强烈参与意识”的直接表现。然而我并不认为、更无权要求别的作家对社会体制改革都应当有强烈的参与意识。相反，在我参与意识很“强烈”，以致辗转难眠的时候，喜欢读的却是远离现实的散文小说，譬如金庸的武侠小说甚至“小女人散文”之类。你说今天“文学越来越远离中心处于边缘”，说得很对。

      而这种现实确“来之不易”。文学本来就不应该像过去那样处于社会的中心，文学处于社会中心的时候就是文学或是国家处于危险状态的时候。如果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全部是对现实社会改革有强烈参与意识的作家，那么，对中国、至少对中国文学，将是莫大的灾难。

      陈骏涛：你在这本书中谈论的大多是一些当今颇为引人关注的、有些不同看法和争议的问题。比如如何看待中国社会越来越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如何看待新生的资本家（或像你说的“新的幸运骑士”），以及“改造”共产党、给资本主义“平反”、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也就是私有制）、呼唤“精神贵族”等等问题。我想，这些问题是会引起读者广泛的兴趣的。这都是一些比较尖锐的、容易“触雷”的问题，谈论这类问题的确需要一点勇气。

     我发现你不像有些过去被错划为“右派”或被打成“反革命”的作家那样吸取“教训”变得远离政治，你反而对越是敏感的问题越热衷于去谈论它。你没有考虑过这样热衷谈论敏感问题的可能后果吗？你对改革开放以来出现诸如“新的幸运骑士”之类的事物，总是采取一种相当乐观的、甚至十分欣赏的态度，你有没有考虑过它的负面影响？我还想知道的是，你对所有这些敏感问题的看法的基本出发点究竟是什么？

     张贤亮：不错，如你所说，《小说中国》一书中“大多是一些当今颇为引人关注的、有些不同看法和争议的问题”，我的确是“越是敏感的问题越热衷于去谈论它”。但我觉得这并不需要什么“勇气”，因为我谈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丝毫没有感到害怕。我只奇怪别人为什么忌讳谈论它们，因为我谈论的很多东西其实都是显而易见的，不仅不需要什么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方面的深奥学问，甚至在生活中凭感觉就能发现。

     我只遗憾我远远没有谈透（也许根本不可能谈透）。而我谈出了它们之后，竟没有哪一个批评家或读者站出来批驳我、责难我、指正我，与我“争论”。对我来说，这很反常，因为我随随便便写的一个中篇如《无法苏醒》都有人跳出来骂娘。《小说中国》于1997年12月上市，通过“第二渠道”很快销了10万册，目前市场上大概已经脱销。

      这样一本非小说类的书，有这样的发行量是相当可观的（因为是“第二渠道”，所以即使发行量大也没有上过所谓的“排行榜”）。这说明此书确实引起了不少读者注意，然而却极少看到正反两方面的评论，更没有一个评论家就我的错误或不足继续向下、向前发掘出新的见解。我连抛砖引玉的作用都没有起到，却仿佛抛出了个烫煤球，没有一个人接手。在我所有的作品中，这本书最“敏感”，却又最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