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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城 | 史记韩城 · 黄河特区
《韩城博览》第二期载三任喜来先生《韩城元代建筑》一文。文中谈及韩城元代建筑较多的原因时，有这样一段话：“韩城东临黄河，地处秦晋要冲，金元时期将韩城作为向中原扩展的桥头堡。韩城曾由县升为州，名桢州，领韩城、合阳，当时韩城处于政治、经济、军事的重镇地位，所以文化相当发达，兴建庙宇之风大长。这样以来，韩城元代建筑量大而突出就不足为奇了。”
从表面现象去分析，任先生的结论也能说得过去，但我想探讨的却是深层次的原因。
韩城元代建筑多，只是相对于其他方而言，而韩城现存的列于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数量多达183处，其中元代建筑30多处，约占总数的六分之一。由此可以看出，韩城现存古建筑中占绝对多数的，还是明清建筑。
韩城古建筑之所以多而等级高，主要原因是韩城历史悠久、民众文化素质高，有着兴建、保护古建筑的优良传统。
在研究韩城古建筑现状时，我们还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在大谈元代建筑时，与元链接的宋金建筑为什么在韩城几近绝迹。不要忽视，金代在韩城也存在了一百多年，与元代在韩城的统治时间大致相同。这个时代能给韩城留下著名的谭法塔和巨型铁钟，为什么却没有留下庙宇等木土建筑？我想，这应该与元有关。
韩城有史记载和有物可证的文明，始于西周之初。大型汉墓的发掘和墓中出土的珍贵文物，韩城博物馆藏的大量汉代陶器，夏阳古渡旁发现的汉挟荔宫遗址、汉冶铁遗址等表明，韩城在汉代，已达空前的辉煌，遑论宋金！而元代的存在只是韩城历史的一瞬。
元朝是蒙古族士兵用铁骑和马刀杀出来的一个王朝。其他地方姑且不论，且看韩城：清末韩城知县张瑞玑编纂的《韩城县乡土志》载：“金哀宗正大六年（1229年），元兵自龙门渡河拔韩城。次年，元兵复大至，纵兵蹂躏，掳掠一空，兵事最惨。”续修于清道光年间的韩城《薛氏族谱》亦载，薛氏一支曾居县城（今金城）现吴家巷，其占地大半条巷道。元兵进城后，将其全部烧毁，薛氏族人，非杀即逃。后来吴氏在其废墟上重建居所，将巷名才改称“吴家巷”。今人在对高龙山古战场进行考察时，曾发现一窑人头骨，有的人头骨上还插着箭头，这是韩城数千年历史中发现的唯一的大量的人头骨，的确令人怵目惊心。《元史•二•太宗纪》：“二年（即金正大七年，1230年）秋七月，帝自将南伐，皇弟拖雷、皇侄蒙哥率师从，拔天成等堡”（天成堡即位于韩城板桥乡高龙山的天成寨，今称‘小寨’。见《韩城市文物志•古寨堡》）。“十二月，拔天胜寨及韩城、蒲城。”这些记载表明，经过蒙古兵的残酷烧杀，韩城的经济文化，已近凋零，有如上世纪中叶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实施“三光”政策后之惨状。有资料表明，暂短的元王朝覆灭之后，经过有明一代二百四十多年的大规模移民和休养生息，一直到明万历年间，韩城人口才不过五万六千余人（见《韩城市志•人口志》），足见当时社会被破坏之严重。
蒙古兵占领中原后，仍以铁血政策维护其统治。他们把当时他们统治下的国民分为四个等级，汉人为最低一等，接受其他“上等人”的管理，他们不允许汉人养马，不允许汉人家中有刀，并实行五户连坐。在这种血腥恐怖的统治下，还会有什么“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而言？
虽然如此，但韩城人仍在进行不屈不挠的反抗，他们仍以各种形式，坚守自己的文化，坚守自己的文明，兴建寺庙便是其举措之一。于是，一批“元代”建筑便在元兵焚烧过的废墟上重建起来。周原大禹庙便为其典型。
大禹凿龙门而平水患，开创了韩城历史的新篇章。韩城人不忘大禹的治水之功，沿黄河各村自汉代起就修建大禹庙并将其作为河神春祭秋祀，让禹王确保黄河安澜，百姓安居乐业。
到了唐代，中兴名将郭子仪驻节韩城，也许是郭子仪的文治武功，郭氏父女便在韩城留下了许多优美的传说。当地人为其建祠建陵并立庙会作为纪念。古人为有益于人民的人建生祠，史志均有记载。像清康熙年间的韩城人刘荫枢，在做官贵州巡抚时，就因开发边疆、教民耕织有功而被当地人尊为“刘爷爷”、“刘婆婆”，并建生祠以祀。
元兵掠韩，烧掉了大禹庙，烧掉了郭子仪祠，韩城人在重建这些庙宇时，考虑到为一位汉人名将重建祠庙会引起当政者的杀戮，于是周原村的人在建成大禹庙后，便巧妙地将郭子仪配祀其中，并绘制了寓意深刻的壁画，隐晦地给人们提供一个激励民族精神之地。所以我们在研究周原大禹庙时，应当认真探讨郭子仪配祀于大禹庙这个特殊文化现象的深层原因。也许，这才是韩城元代建筑的真正亮点。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韩城元代建筑多，是韩城在遭受浩劫之后，人民痛定思痛，集资重建自己的精神家园的典型体现，这是文明的复兴，是文明对反文明的反动。
占领韩城的蒙古兵受教于游牧文化，相对于中原的农耕文化，他们要落后得多。所以，他们需要接受和学习农耕文化。漫长的中国历史证明，凡是入侵占领中原的任何一个少数民族，虽说是一个民族融合的过程，但最后都被中原文化所淹没、所同化而以至消泯，他们不会对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的中原文化产生任何影响。
所以说，韩城元代建筑较多，与元人对元之前文化的破坏有关，而不是元代韩城繁荣的体现。正是这个文化现象的存在，使得时下一些研究韩城文化的人在谈起韩城其他一些文化现象如锣鼓、秧歌、司马迁墓及吃羊肉习俗时，却言必称元。在他们看来，似乎韩城文明只起于元，这不是屈意作秀，故弄特色，便是对韩城历史和文化的无知。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元人统治中国仅一百多年，且距今已隔了明二百七十多年，清二百六十多年，为什么韩城文化中没有留下距今最近的满人的踪迹，而偏偏保留了六百多年前元人的印痕呢？真叫人不可思议。何况，韩城不是榆林，与蒙古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韩城是在关中，四周接壤着与元无关的县市。
任喜来先生是我的老师，是我市古建造诣很深的专家，我十分敬重任老师的学问。写此短文，无意与老师搞笔墨之争，更无意去否定老师的研究成果。我只是想从更深的层面上，去探讨元代建筑较多的原因，去探讨韩城其他的文化现象。
郭德源，1943年生，陕西省韩城市人。自幼喜文史，早年当过农民、工人、教师、报社记者兼编辑，后将主要精力投入地方文化建设。编纂过《韩城市地名志》、《韩城市文物志》、《韩城市志》、《中国共产党韩城市历史大事记》和多集《韩城文史资料汇编》，编撰了韩城首部《韩城古今对联选》、韩城大型文化系列丛书中的《韩城民俗》和《韩城民间传说》，韩城市景区管委会刊印的《韩城旅游景点导词》。参与了韩城市街道命名、新城大型公园禹甸园诗文的撰写和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系列画册编委会出版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韩城》、《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党家村》画册的编辑撰文工作。策划和组织过多家企事业单位和著名旅游景点的文化活动。同时涉猎广电领域，策划和参与了多集广播、电视专题节目制作。
韩城民俗专家——郭德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