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深度好文）_新疆康辉旅游

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深度好文）

新疆康辉旅游 2016-12-29

导读：爱好文学的人，多读过傅雷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喜欢美术的人，多读过傅雷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研究音乐的人，多读过傅雷写的《独一无二的莫扎特》。琢磨教育的人，多读过傅雷写的《傅雷家书》。“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这句话，既是傅雷的墓志铭，也是他一生的缩影。今年，是著名翻译家、学者傅雷逝世50周年。谨以此文，致敬傅雷。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唐代诗人崔颢写过一首《黄鹤楼》：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此诗境界开阔、自然宏丽，被誉为唐人七律第一。数年后，诗仙李白游历至此。据说兴之所至，也欲赋诗一首。但读罢崔颢之诗后，李白搁笔而去：“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傅雷（1930年）

1300年后，一群翻译家，读罢傅雷译作《约翰·克利斯朵夫》后，发出了和李白一样的慨叹：“再也没人能译出这样的文章了。”《约翰·克利斯朵夫》开篇第一句，许聪这样翻译：江流滚滚，震动了房屋后墙。韩沪麟这样翻译：屋后江河咆哮，向上涌动。而傅雷这样翻译：江声浩荡，自屋后升起。哪种译文更有格局气魄，不言自明。傅雷这翻译，简直可以把纸钉在墙上。

傅雷一生，翻译过33本名著。

他的译本，除了人名有点洋味外，文章本身几乎看不出翻译痕迹。“既展现了原作之神，又展现了中文之美。”傅雷有本《国语大辞典》，译到外文成语或俗话时，他一定会在辞典中寻找妥帖的成语俗话来匹配。他还给自己订了规矩：每日进度不超过千字。“这样的一千字，不说字字珠玑，至少每个字都站得住。”译完之后，他还要逐字逐句细细爬梳。“一句话翻得不好，十年都会耿耿于怀。”以至于法国人说：“再也没人能把我们的名著翻译得如此传神。”因为这么“顶真”，傅雷成了一代翻译巨匠。也因为这么“顶真”，傅雷58岁就自杀而亡。

1908年4月7日，傅雷诞生了。这一年，正赶上末代皇帝溥仪登基。这是巧合，也像宿命。傅雷4岁那年，父亲为乡绅陷害入狱，含冤未得昭雪，抑郁而死。其母为营救丈夫而四处奔走。以致无暇照料孩子，四死其三，只有傅雷一人侥幸生存下来。巨大的悲痛从心理上摧毁了母亲，致使她对傅雷存着一种病态期望：“希望他出人头地，为父亲沉冤昭雪。”她从此以一种极端方式督促傅雷学习。

小时候，傅雷有次逃学。那天晚上，傅雷已经睡沉了。母亲在亡夫灵前哭了一阵后，用包袱皮将傅雷缠捆起来拖出门外，她想把这个不争气的儿子扔进池塘。傅雷大喊，引来邻居，才得以获救。自那以后，傅雷再不敢逃学。有一次，傅雷在家念书时睡着了。忽然，他从烧灼的疼痛中惊醒，低头一看，母亲竟拿着蜡烛，让流下的蜡泪淌在自己肚子上。“我的童年只见愁容，不闻笑声。”在这种残酷方式下磨炼出来的傅雷，养成了为人做事极端刚烈认真的性格。

傅雷和妻子朱梅馥

傅雷的刚烈认真在亲朋圈无人不晓。从巴黎留学归来后，傅雷常与友人打桥牌，原本纯属娱乐，傅雷却极其认真。绝不以“技巧”欺瞒别人，以致他的牌别人都猜得一清二楚，结果往往就是十有九输。傅雷为此大发雷霆，认为自己愚蠢。但他又拒绝使用所谓的“技巧”，最后弄得牌局常常不欢而散。别人知他脾气，总不愿同他搭档，傅雷只好和妻子朱梅馥搭档。但几轮下来，傅雷就会气得“牌扔一地”。朱梅馥只好陪着笑脸给朋友道歉。久而久之，大家都不和他打牌了。

“他这个人做事，极其顶真。”

钢琴家傅聪如此评说父亲傅雷。家里热水瓶把手必须一律朝右摆放，倒光了水的空瓶必须放置排尾，灌开水时，也必须从排尾灌起；日历每天由保姆撕去一页，不许别人撕。偶尔夫人撕了一张，傅雷就用糨糊粘好：“等会保姆再来撕一张，日期就不对了。”这种认真，到了令人难以接受的程度。他规定几点工作、几点休息、几点吃饭，“都是准时的，不能更改的。”在他工作时，谁也不能去惊动他。与人交谈也有时间限制，到点便请人家回去。对自己如此难近常情的“顶真”，傅雷还有绝妙诠释：“一个艺术家若能很科学地处理日常生活，他对他人的贡献一定很大。”大倒未见得，得罪了不少人才是真。

1920年代末，傅雷留学法国结识刘海粟

1931，刘海粟与傅雷留学归来。刘海粟担任上海美专校长后，立即邀请傅雷担任校办公室主任。一位北平画家受刘之邀来校任教，为树立威信，将自己的画挂在长廊上。傅雷见了，一瞪眼：“这些画不行，收掉！”刘海粟赶紧将画家介绍给傅雷认识，好个傅雷，一言未发就走开了。事后，刘海粟说傅雷：你怎么这样狂？傅雷一脸不屑：“此公没本领，只会抄书。”

傅家二子与刘海粟女儿英伦

同傅雷和刘海粟一起回国的还有张弦，张弦回来后担任上海美专西画科主任。张弦专心艺术，而刘海粟则忙于交际。学者荣宏君撰文谈过一次见闻：“刘一次周日叫张弦到家吃饭，却安排他临摹一幅画，自己却打麻将去了，中午回来，在张作品上署了自己的名字。第二天又让张弦临了一幅，又署了自己名字。”张弦工作繁忙，还得为刘海粟代笔。傅雷看不惯，常为张弦打抱不平。1933年，借母丧之机，傅雷提出辞职。后来傅雷在《傅雷自述》中说：“刘海粟待我个人极好，但待别人刻薄，办学纯是商店作风，我非常看不惯，故母亲一死即辞职。”

傅雷与画家刘抗

1936年8月，傅雷收到刘抗来信，得知张弦积劳成疾，不治而去。傅雷立即致信刘海粟：“把死讯在报上登一登，让其桃李得悉；筹备遗作展览会，设法替他卖掉些作品，所得款作为他遗孤的教育费……”信去后，石沉大海，傅雷火了。随后，他在张弦老同学筹办展会上，拍案大骂：“永不和刘海粟来往。”1939年2月，滕固担任国立艺专校长，“时北京与杭州二校合并，迁在昆明。”两派争斗不休，很多学生都是冲着学校免费而来。滕固倾慕傅雷之才，邀其担任教务主任。傅雷到后向他建议，若要办好学校：“一测试学生，二甄别教师，不合格者一律淘汰。”但因种种原因，滕固没有接受。作家施蛰存回忆，在雕塑家江小鹣新居，“他和滕固吵翻了。一怒之下，回了上海。”这就是刚直顶真的傅雷。

“过分的认真，在他性格里构成一种强烈色彩。因此带来的就是执拗，大家觉得他太桀骜不驯了。”至交柯灵这样评述傅雷的狷介。傅雷也承认自己“过于严苛”：“提到学术、艺术，我只认识真理，心目中从来没有朋友或家人亲属的地位。”这一点，朋友杨绛十分明了。一次杨绛译了篇散文，傅雷称赞了几句，杨绛以为这是客套话，照例一番谦辞，傅雷强忍了一会，最后还是沉脸发作了：“杨绛，你知道吗？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杨绛还在怀念傅雷的文章中讲过一事：1954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讨论翻译问题，傅雷提了份书面意见。他信手拈来，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但他似乎忘了，这些例句都是有主人的。因此触怒了许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一位老翻译家，被气得当场大哭。

“平心说，把西方文字译成中文，是极繁琐的工作，译得尽管认真仔细，也不免挂一漏万，译文里的谬误，好比猫狗身上的跳蚤，很难捉拿净尽。”事后，钱钟书写信“责备”傅雷，说假如你打头先挑自己的错作引子，或挑自己几个错作陪，人家也许会心悦诚服。当时，傅雷经常和钱钟书书信往来。读罢钱钟书之信，傅雷生气了。杨绛回忆说：“气呼呼地对我们沉默了一段时间。”过了一段时间后，傅雷闭门思过，越想越觉得自己这事是做得欠妥当，于是又给钱钟书去信，“承认错误”。傅雷就是这样可爱：认事不认人。即便与刘海粟绝交，但涉及他之事依然公允。1957年在院系调整座谈会上，他因支持刘海粟反对华东艺专迁往西安，而被牵连打成右派。数年后摘掉帽子时，面对歉疚的刘海粟，傅雷却放声大笑，以一句“算了”相应。这便是率真刚直的傅雷！

从国立艺专辞职后，傅雷回到上海。那时的上海，已被日本军队占领。抗战期间，傅雷给自己定下规矩：“东不至黄浦江，北不至白渡桥。”这是为了避免向日本宪兵点头行礼。从此，傅雷便闭门不出，埋首于翻译。新中国成立后，吴晗请钱钟书当说客，邀请傅雷到清华大学教法语，但傅雷拒绝了，他只想干他的翻译工作。傅雷内兄朱人秀说过这样一段话：“傅雷性格刚直，看不入眼的事，就要讲；看不惯的人，就合不来。他选择闭门译书为职业，恐怕就是这个原因。”好友杨绛也说：“傅雷满头棱角，脾气急躁，动不动会触犯人，止不住要冲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园转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书斋。”但正因如此，中国才有了一位伟大的翻译家。

在家闭门不出的傅雷，一边专注于翻译，一边专注于教育孩子。对两个儿子的教育，傅雷苛严之极。规定孩子应该怎样说话，怎样行动，做什么，吃什么，不能有所逾越。比方每天吃饭，就注意孩子坐得是否端正，手肘靠在桌边的姿势，是否妨碍了同席人，饭菜咀嚼，是否发出丧失礼貌的咀嚼声。站着跟长辈说话时，要身体站直两手下垂，说话时决不能将手抄在衣服的口袋里。有一次，傅聪一事做得不对，傅雷抡起蚊香盘就猛地砸了过去。击中傅聪的鼻梁，顿时血流如注。傅聪鼻梁上，从此留下一道疤痕。两孩子在父亲面前，总是小心翼翼。只有当父亲出门后，才敢大声笑闹。

朱梅馥与傅聪

“我是你的舵工，责任最大。”傅雷曾对儿子傅聪这样说。如此严苛，是希望子有所成就。傅雷本想让儿子学画，但傅聪没兴趣。“傅聪3岁至4岁之间，站在小凳上，头刚好伸到和我的书桌一样高的时候，只要收音机或唱机上放送西洋乐曲，他就安安静静地听着，久了也不会吵闹。”傅雷两口子就卖掉首饰，买回一家钢琴。“他7岁半，让他开始学钢琴的。”练琴枯燥，傅聪时不时就会偷懒，比如，一边弹奏一边偷看《水浒》。因此而屡遭傅雷修理：“爸爸打得我真痛啊。”1955年，傅聪参加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夺得了唯一的“玛祖卡”最佳奖。一举震惊世界乐坛，被誉为“钢琴诗人”。

傅聪练琴

这次比赛后，傅聪留学波兰。临行前，傅雷给他的叮嘱是：“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第三做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从此，父子俩开始了漫长的书信交流。与儿子的通信，是从“认错”开始的。“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跟着你痛苦的童年一齐过去的，是我不懂做爸爸的艺术的壮年……”随后，傅雷便在信中教导傅聪为人做事。“人一辈子都在高潮—低潮中浮沉，唯有庸碌的人，生活才如死水一般；或者要有极高的修养，方能廓然无累，真正的解脱……”“凡是一天到晚闹技巧的，就是艺术工匠而不是艺术家。一个人跳不出这一关，一辈子也休想梦见艺术……”

1958年，傅雷划为右派政府接二连三催促傅聪回国，傅聪知道一回就必然难有宁日，一番思索后，从波兰逃去了英国。从此，父子俩再未谋面。1978年，傅雷夫妇自杀12年后，傅聪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邓小平在傅聪的信上批示：“傅回国探亲或回国工作都可以同意，由文化部办理。”80年代初，傅聪才得以回国，并在中央音乐学院做了兼职教授。傅聪把父亲教导自己的信整理出版，这便是后来风行中国的《傅雷家书》。金庸这样评价《傅雷家书》：“是一位中国君子教他的孩子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中国君子。”一语道破傅雷教育儿子的基本精神。那天晚上，傅聪拿到《傅雷家书》后，无法入睡，他不酗酒，可那晚，他喝了整整一瓶。

傅雷家书手稿

1957年，风云突变。傅雷被指为亲美反苏急先锋、“中间路线”代言人。一位领导来沪后，示意上海右派太少。为填充名额，傅雷被加进了这个名单。上海作协党组书记周而复想保傅雷“过关”，暗示傅雷，检讨不妨将调子定高点。但傅雷却回答得斩钉截铁：“没有廉价的检讨。”见傅雷不肯低头，周又让其好友柯灵前去说服。但傅雷的回答依然斩钉截铁：“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1958年，傅雷被戴上了“右派”帽子。

傅雷家书手稿

当时，在全国文化界，只有傅雷和巴金不拿国家工资，而靠稿费生活。但被划为右派后，傅雷不能出书了。但傅雷的翻译实在是太牛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不舍，只有去请示中央宣传部。回复是：可以让傅雷继续译书，但必须改名。出版社总编室主任郑效洵，便去函跟傅雷商量。傅雷一口拒绝：“译著署个什么名字，本来无所谓。可是，因为我成了右派，要我改名，我不干！”出版社没辙，只好内部商定，一面请傅雷译书，支付稿酬。一面把译稿压下，待他“摘帽”后出版。

傅雷译稿

1961年9月，傅雷“被摘帽”。有关部门告诉他这个喜讯，让他有个承认错误的表态，一向顶真的傅雷竟不予理睬：“摘帽子是你们的事，和我没关系。”次子傅敏介绍当时的情状：“有些事，他(傅雷)非常讲逻辑，不光是骨气，是讲逻辑。因为如果去摘帽，就承认戴帽是对的，这是个原则问题，所以他说和我没关系。”傅雷就这么执拗得可爱。至此之后，傅雷更加闭门不出，除了翻译，他开始研习书法、收藏字画。并爱上了养花，在后院花园，他竟然培育出了50多种月季。

傅雷写给黄宾虹的信，书法功底可见一斑

不问世事，只求偏安一隅的傅雷，终究还是无法安然置身于事外。1966年,“文革”来袭。8月30日，一群红卫兵冲进傅家。一番搜索后，在傅家阁楼找到一箱子。箱子里有一面嵌有蒋介石头像的小镜子，还有一页登有宋美龄相片的褪色画报。这便成了傅雷夫妇“反革命”的罪证。傅雷说：“这箱子是姑妈多年前托我保管的。别人寄存的东西，我家从来不动。”但红卫兵们哪会容你辩解。傅雷夫妇被拖跪在地上，然后就是4天3夜的连续批斗。1966年9月3日上午，保姆周秀娣发现，每天都会准时起床的傅雷，今天竟没起。等了一阵后，周秀娣去敲门，无人应。她推开门，发现傅雷夫妇已自缢而亡。

身后钢窗就是傅雷夫妇自尽之处

9月2日白天，朱梅馥对菊娣说：“衣物箱柜都被查封了，我没有替换的衣服，麻烦你到老周（熙良）家给我借身干净的来。”她是希望自己死得干净体面一点。那天晚上，她还嘱咐菊娣：“明天小菜少买一点。”那天晚上，傅雷留下了最后一封家书。这封信是写给朱梅馥哥哥朱人秀的。“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后再行处理。”

傅雷遗书

委托数事如下：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附现款）。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三、故老母余剩遗款，由人秀处理。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六、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存单一纸六百元，请交还。七、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得，很抱歉。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贰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十、旧自用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与儿媳，但恐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人秀自由处理。十一、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十二、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十三、自有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候公家决定。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梅馥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傅雷遗书

在即将了断自己生命的前夕，竟然还能如此地沉着冷静，一笔一画，事无巨细，为他人而想，即使这个社会亏欠了他们，他们也不愿亏欠任何人。人心之温厚，莫过于此了吧！那晚，夫妇俩将天蓝色土布床单撕成长条，然后搓成绞索，挂到落地窗钢架上。临行前，他俩还在地板上铺了一床棉被，惟恐木凳倒地会影响楼下保姆的睡眠。所谓优雅，有时不过是一床棉被的厚度。真人的自毁，好象揉碎了花朵，震撼的同时，还能嗅到色香。

9月4日，在北京的傅敏收到父母死讯电报，他只是发愣捏着信，竟然没哭：“我发现人很奇怪。悲到极点时，欲哭无泪，欲喊无声。”傅聪知道父母死讯后，与弟弟反应近似，他似乎早已预料到了这个结局：“我父亲一开始就是烈士的典型，这就是他的命运。”那晚，演奏时，他对观众说：“今晚我演奏的节目，都是我父母所喜爱的。”80年代中期，傅聪回京表演。有晚没演出，他坐在宾馆看电视。他看到戏里，一个孩子在四处寻找爸爸。突然悲从中来，嚎啕大哭。

事后，很多人问傅雷为何会自杀。

傅敏说了一段话：“傅雷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不能违背自己的心灵，同样不能违反自己的逻辑，不能忍受自己的思想被霸占，更不能让自己的灵魂被否定，所以他选择了死。”1935年12月9日，为反抗日寇侵华，蒋南翔执笔撰写了《告全国民众书》：“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文革”十年，也是如此吧！一心只求偏安一隅的傅雷，竟也寻不到“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在那个年代里，一向以民主著称的作家舒芜开始“忏悔”，哲学大师冯友兰也不得不选择“投机”，周作人这位五四闯将也写下了肉麻吹捧的日记，就连敢与领袖拍桌子的梁漱溟也选择了委曲求全。但是，傅雷做不到。他性格之刚直，容不得说违心话。如同作家狄马所说：“傅雷是他自己精神世界的王。”后来，钱钟书先生这样评价：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两个人很重要，一个是“不宽恕”的鲁迅先生，一个就是“大爱”的傅雷先生。这个大爱，就是爱真实、爱真理。傅雷死后，他翻译上“一生的对手”施蛰存说：“只愿他的刚劲，永远弥漫于知识分子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