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
了解更多韩城请关注 陕西韩城旅游微信
吾城 | 韩城城记
作为演员，冯远征已经在观众心中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在舞台上，《茶馆》中的松二爷，《北京人》中的曾文清，《全家福》中的王满堂，《知己》中的顾贞观，到近年来《公民》中的溥仪，《玩家》中的靳伯安，冯远征所塑造的不少角色成为了北京人艺的经典。
而对于冯远征而言，《司马迁》这样一部作品同样意义重大。一方面，他得以饰演了自己一直想要扮演的角色——太史公司马迁，另一方面，这也是冯远征首次在北京人艺担任导演的话剧作品。以导演与演员的双重身份介入到一部作品全部的创作历程中，冯远征该用怎样的视角评价这部《司马迁》从缘起到上台的全过程？一篇《十年磨一剧》，将讲述诸多不为人知的《司马迁》幕后往事。
十年磨一剧
——话剧《司马迁》排演手记
文/冯远征
采写/王甦
今年是司马迁诞辰2160周年，经过十年的磨砺，话剧《司马迁》终于走上舞台了。我姓冯，祖籍陕西韩城，按传闻来说，我也是司马姓氏的后人。韩城当地有传说，当年司马迁遭受宫刑以后，为了避免受到牵连和伤害，他的族人们全部隐姓埋名，改了姓氏，他们将司马二字拆开，司字加上一竖变成同，马字加上两点变成冯。所以现在韩城没有姓司马的人了，还一直流传着俗语“同冯不分，同冯不同婚”。
陕西基本上是全国古迹最多的地方，韩城也是处处是古迹，多到街头巷尾，随处可见。
2005是司马迁诞辰2150周年，我受邀到陕西参加“风追司马”一系列活动，那是我第一次回到我的祖籍——陕西韩城。那次是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司马迁纪念活动，司马姓的族人从世界各地回到韩城，和大家聊天时，我发现很多人已经不了解司马迁了，似乎司马迁只是一个历史人物，一个名字而已。从那时起，我就有了一个想法，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司马迁和他撰写的《史记》，却不知道他是哪里人呢？我想，作为一个戏剧工作者，应该创作一出专门写《司马迁》的话剧。
我和很多陕西作家聊起为司马迁写一部话剧，他们的思路往往重在写司马迁的成长，到宫刑就戛然而止了。我感觉那不是我想要的司马迁。我发现他们太爱司马迁了，以至于他们不敢写司马迁。他们觉得司马迁是神，无法把他当成一个人来写。他们问，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司马迁？我说，不知道。我知道心里有一个司马迁的影子，他的故事也许是感人的、震撼的、荡气回肠的，绝不是一个泛泛的受了宫刑，写了史记的历史人物而已。
不久，我去横店拍电视剧《万历首辅张居正》，原著小说的作者和电视剧编剧都是著名作家熊召政。有一天，我们俩在明清宫门口聊天，熊老师忽然说“远征，我觉得你还能演两个人——司马迁和蒋介石。”我告诉他，“的确有人找我演蒋介石，但一直没遇到合适的剧本。司马迁我也一直想演，你知不知道司马迁是哪里人？”熊老师说，“知道，司马迁是韩城人。”我说，“我也是韩城人。”熊老师略有惊讶地“哦”了一声。
熊召政老师和司马迁有缘分，2005年韩城在全国征集司马迁公祭祭文，在全国上万来稿中，最后选择的就是熊召政写的祭文，司马迁祠堂里的对联也是出自熊召政之手。
2012年我又尝试和熊老师接触，我还是希望由他来写剧本。熊老师问：“我写了你演吗？”我说：“我演”。他又问，“谁导？”我回答：“任鸣”。熊老师随即表示愿意写。接下来的两年，我们不断在沟通，到了2014年春节前，熊老师告诉他打算把自己封闭起来创作。后来，他在深圳一气呵成，用了3天就把初稿写完了。
看到初稿时候，我很激动。这对一个创作者来说很不容易。熊老师是第一次写话剧，虽说有一些缺点，但已经能看到扎实的文学功底和很多闪光的台词。这部戏的构架不是传统的历史剧，一上来有很多的交待，节奏比较慢，熊老师一上来就把戏推到了极致，第一幕结束司马迁就被判腰斩了。这样一来，看戏的观众就会为司马迁后面的命运担心。熊老师从一开始，就尝试把司马迁当成一个普通人来写，不仰视，甚至还要俯视他。我依稀感觉到，这就是我要的司马迁。
《司马迁》只是熊老师的话剧处女座，可以说，开篇不错。他的剧本结构没问题，他小说和电视剧写得好，剧本个别地方有些散，这不是大问题。凡事都有第一次。熊老师骨子里是个诗人，他是个很浪漫的人，非常会讲故事。和他谈剧本时，他常会引经据典，信手拈来。熊老师的经历很丰富，他有自己的戏剧观和历史观。有故事的人才有所悟，才会用自己的态度对待人生和历史。
剧本的初稿台词量很大，文学性很强。我努力去找寻人物，不心急，慢慢找。因为司马迁和别的角色不一样。我演过的《全家福》《知己》都是拿到剧本才知道角色，才开始认识王满堂、顾贞观，做了功课才知道他们是谁，发生了什么故事，他应该有什么样的性格。而司马迁，我从2005年开始找寻他的影子，找了整整十年。
我想要一个鲜活的司马迁，有缺点有喜怒哀乐的司马迁。导演任鸣非常认可我的这些想法。我和任鸣的合作已经非常默契了。从我进入北京人艺之后，我们合作了很多剧目，比如《好人润五》《二次大战中的帅客》《哗变》《古玩》《在茫茫大海上》《男人的自白》《足球俱乐部》《生·活》《全家福》《知己》《司马迁》……
很多时候，任鸣还在思考，我就知道他想要什么了。他对我的容忍度很大，我知道他很信任我。所以，在排练厅他不太给我说戏，对我的容忍甚至到了放纵的程度。因为他知道就算不要求我，我自己要会努力去做。当初排练《全家福》时，我总觉得最后缺一段王满堂的独白。我和任鸣提出来，他说，没错，是缺一段，你自己试试看。我回家以后写了，拿给任鸣看，他看了看说行，先放下吧。后来的排练，他始终不让我试试那段独白，直到快艺委会审查了，他忽然说，远征，你把独白来一遍吧。其他人看完觉得很惊讶，原来还有这么一段戏呢，也都很感动。最后演出时，这段独白就和观众见面了。
凭我多年演戏的经验，我不喜欢一开始就写人物小传。我觉得写人物小传是一件很不明智的事。因为人物小传一旦写完，人物就被禁锢了。演员看剧本时都会想象对手说台词的方式，按自己的设想去设计说台词的方式和人物。事实情况是，排练演出中，对手会不断给我刺激。排练第一天和一个月之后，很多事情会变。不光对人物的理解会变，人物的走向也许都会变，不仅有对手的刺激，还有导演依据给出的提示和调度做调整。如果之前就把一切都定下来，那只是片面的认识。我认为人物小传是上台演出了才能完成的，甚至是永远完成不了，要一直修改、不断修改。
任鸣导演曾说，我是一个有导演思维的演员，他鼓励我应该向导演方面发展发展。我非常谢谢他信任我，这次是他给我的一个机会。《司马迁》创排过程中，我们一直一起抓剧本，讨论人物，商量舞美，我一直坚持着他把握大局的前提，我来做同演员的交流、和编剧沟通的工作。事实证明，我们这次的合作很愉快，我们信任彼此，认可彼此的戏剧观和对戏剧的追求。
这次演出的前几场，我不断地错词，这是以前演出从没有过的情况。彩排和首演时，我每天睡醒都会浑身酸痛，非常疲惫。直到演完了第三场，一夜过后，当我醒过来，发现浑身都不疼了，非常轻松。我问自己问什么会这样，最后发现是压力造成地，持续了十年的压力。
一个我渴望了十年的剧本，第一次在人艺当导演，巨大的压力在无形中压迫着我，只是我自己都没意识到，压力会如影随形，以至于那段时间，我整个人都变形了。直到终于上台了，见到了观众，压力才慢慢释放。
实际上，不光是我，剧组的人也都很有压力。因为敢演司马迁，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我们必然面对批评和质疑。任鸣导演很理解大家，他允许我们尝试、犯错，还不断的鼓励每一个人。演完第6场之后，我才摆脱了压力，找到了一个演员的状态，用更多时间去深入琢磨人物。
剧中第五幕，汉武帝派人宣司马迁进宫。司马迁说，“这一天终于来了”，开始我演得很沉重，还努力找苍老的感觉。任鸣说，不要找老的感觉。我前几场都不懂他的意思，觉得过了十年了，怎么会不老？直到有一天，忽然就觉得不应该这么沉重，十年了，《史记》写完了，司马迁已经不在意生死了，他解脱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于是，我调整了表演，用释然的口气说词，不要痛苦，还带了一点微笑。随之，后来和汉武帝的戏也有变化，和皇上的巅峰对决，就是一句压一句，掷地有声地说，万一激怒了皇上，皇上就把“我”杀了，“我”也就真的解脱了。
有人说《司马迁》是一部不太一样的历史剧。剧院排过很多历史剧，《蔡文姬》可谓焦菊隐先生开创中国话剧民族化先河的代表作，戏里加入大量戏曲元素，非常经典。那是中国观众第一次看到戏曲和话剧的结合，确实很美。但现在看来，也有明显历史痕迹，节奏有些拖沓。有一件事，让所有戏剧工作者都很没办法，那就是现代观众的审美和以前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变化很快。现代人每天接受的信息量太大，观众越来越聪明。几十年前，那时候观众也许一年看一次话剧，现在有人每个月都要看话剧，甚至一周看一次，三天看一次，加上观众们天天看电视、看电影，导致要求越来越高。戏剧人也要进步，我们必须探索新形式。
作为历史剧，《知己》已经向前迈了一小步，《我们的荆轲》在舞美、表演方面又迈了一大步。《司马迁》的步子迈得更大。中国的历史太悠久了，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历史？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司马迁》的上演会引发争议。到底为什么要创作历史剧？如果完全按历史写，那就不用看话剧了，可以直接看《史记》、资料、纪录片就可以了。历史剧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要体现创作者的态度。有人提出来，为什么戏里不叫司马迁子长？为什么不按照记载写司马迁是自请宫刑？熊老师不是不尊重历史，他绝对有这些基本常识，他之所以这么写是他的选择、他的态度。我们的《司马迁》代表我们的审美和态度，换另外一群人写司马迁肯定是另一部完全不同的戏。历史戏可以有很多版本，因为人对待历史的态度不一样。
那么，观众看历史剧会得到什么？很多人看完戏和我说，觉得应该再看看《史记》。这就是意义，中国人都知道《史记》，有的以前看过，有的以前学过，有的也许不太知道。看完我们的戏让观众再次关注司马迁和《史记》，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打破固有对司马迁的认知，不要一提到司马迁就想起空泛的《史记》和宫刑两个词。
很多年轻人甚至根本不知道宫刑具体是什么。演出期间，有人在微博给我留言说，司马迁不是太监吗？你为什么不用细嗓子说话？有了解一点的观众就在下面给他解释，宦官和成年以后宫刑的不一样，被宫刑不一定就要不男不女，细声细气说话。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我们很容易到接受错误的信息，然后就拿错误信息判断一切，否定一切。所以我们要普及《史记》的故事，并且用当代人的审美去诠释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故事。
我们不害怕争议，有争议是好的。《知己》演出时，也引起了争议，吴兆骞的后代提出反对，说我们的吴兆骞不是这样的人。郭启宏老师当时回应他们说，这样写是我的态度。
我希望《司马迁》有大的历史观，用情怀让观众震撼。戏里有一些很大胆的地方，让观众吃惊，心惊肉跳。我们不含沙射影，也不骂街控诉，只是诚恳的讲述我们对历史的态度。《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的对比，就特别能体现中国人对历史的态度。其实，空城计是小说里虚构的，但是老百姓津津乐谈，流传了几千年，因为大家希望历史是那样的，老百姓对历史是有判断的。所以，我们不讨好观众，也不和观众拧着来，我们必须相互适应，好的历史剧只有触及观众内心才有意义。
有观众觉得《司马迁》太苦了。的确，司马迁的遭遇确实非常苦，一般人是忍受不了的。他的隐忍和坚韧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固有的苦难主题。司马迁的苦难就是所有文人的苦难。他有强烈的使命感，他放弃身体的一部分为了活下去，而活下去就是写一本书。很多人可能不理解，觉得不值得。而且，根据历史记载这本书还不是他自愿写的。司马迁的父亲、祖父，他的家族都发誓要为中华撰写史志。为了完成父母之命，为了历史能够传承下去，司马迁有了使命感和信念感，所以他会非常坚强。这就是苦难对人的造就。
在司马迁面临生死抉择时，历代中华文人的楷模屈原出现了。对于屈原出现在舞台上，喜欢的观众就说特喜欢，不喜欢的就说关公战秦琼。原剧本没有屈原出场。那是任鸣导演苦思冥想后的灵光一现。看完初稿后，我觉得缺东西，但不知道缺什么，就老催任鸣和熊老师谈谈，但他一直不谈。知道有一天，他忽然给我打电话，任鸣说，司马迁宫刑前，他同样身为太史令的父亲要出现，后面写《史记》时要出现屈原。我听了很兴奋，立刻告诉熊老师。司马迁如何从不能接受宫刑的奇耻大辱到坦然接受宫刑，其中的心理变化是非常复杂而重要的，他必须有内心情感的外化。父亲出现坚定司马迁为了写《史记》活下去的信念，他不是苟活，是为了一个家族和一个民族的历史活下去。
而当司马迁返回故乡，历经磨难，在梁山当窑洞里冻得发抖依旧在撰写《史记》时，他的精神偶像屈原的到来，更加突出了司马迁高贵的品格。屈原的为人和才华是历代中华文人的楷模，也是编剧熊老师的楷模。决定加一场和屈原对话的戏时，我建议熊老师千万别让两个文学大家谈理想，因为根本谈不透。我忽然想到了粽子，因为屈原肯定没吃过，我希望这段对话别说大道理，就写两个真性情的文人朴实的对话。事实证明这两段后来加上的戏都是神来之笔。
任安是司马迁的知己，也是这轮演出完成后让我不满足的一个角色，越演越觉得任安缺一段戏。任安起到了很重要的剧情推动作用，但是不足以让人感觉到他是司马迁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知己。戏中所有人的命运都是闭锁结构，只有任安在踏雪而来，带着屈原故乡秭归的乡亲们送来的竹简后戛然而止。他送来的竹简体现了他的态度、对司马迁的判断，他敬重、认可司马迁。而司马迁得知任安追随太子并对巫蛊一事有幸灾乐祸的意思后，也对他的人生也有了判断，显然，任安的未来是一出悲剧。现在，剧中写的是任安已经意识到了危机，对司马迁的提醒十分感谢。但我认为他并不觉得自己将有大难，他很坚定自己的信仰，否则后来也不会被腰斩。应该让任安表明他的立场，这样他被腰斩才不会让观众觉得突兀。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句话，也是初稿剧本没有的。我觉得这句话很轻概括司马迁的精神追求，就像熊老师建议用到剧本里。熊老师很厉害，用得很巧妙。排练过程中，我忽然意识到，其实这句《报任安书》里的千古名句，不是写给任安的，而是司马迁写给自己的。如果一开始我就写好了人物小传，也许我就意识不到这点，也推翻不了前面的一些表演了。人是很难推翻自己并且自我否定的。
《司马迁》里的女性角色少，但是她们的戏份都很感人。司马迁的夫人和女儿从侧面体现了中国的文人精神——士可杀不可辱。剧中有一场重要的戏，司马迁入狱后，妻女带着衣服和酒菜前来送行。妻子哭着说，“夫君，既然不能堂堂正正的活着，那就轰轰烈烈的去死！”排练时候，这段戏很让人感动，我也很喜欢。没想到演出时，一演到这里，观众就笑。我很惊讶，问认识的朋友，为什么要笑。朋友说，“司马迁的媳妇太坏了，逼着丈夫去死。”还有朋友说，“她知道司马迁要被宫刑了，有这样的丈夫，还不如让他死了，自己改嫁呢。”
我和丹妮商量了很久，也调整过表演，可没办法，一到这里观众就笑，最后只好修改了台词。仔细想来，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失，士大夫精神缺失造成的。人们已经不习惯为了理想而牺牲奉献，也不相信有人愿意为了尊严去死了。所以，我们更加渴望传统文化的复兴，优良的传统和美德，一定要继承下来。
第五幕，司马迁在灞桥边哭泣、妻女的劝解和最后的告别，是一场对观众内心触动很大的戏。十年，是妻女的大爱和包容让司马迁在宫刑后活了下来，完成了《史记》，这两个女性是伟大的。演这场戏的时候，很多女性观众都会落泪，不是为了司马迁哭，而是为他的妻女哭。的确，和家人的分别很让人揪心，尤其是妻女已经隐约知道了司马迁此去定是“凶多吉少”。任鸣导演做的处理也提升了这段戏，把感情推倒了极致，作为一部“男人戏”里的红颜角色来说，她们完成了使命。
杜一刀是全剧最“坏”的角色。剧本刚出来时，我和任鸣一致认为——这角色写得太好了！太有戏了！王劲松对这个角色的演绎也很用心，演出之后效果很好，但也引起了争议。有人提出，这个角色的设置有些多余，也有人不明白为什么要设计这个角色。
剧本里的每个角色都有熊老师的态度。杜一刀是个承上启下的角色。这部戏的主题一确立，就注定是“阳春白雪”，但有文就有武，戏里必须有“下里巴人”。很多人说，情节太巧了，怎么可能都赶杜一刀身上？没错，杜一刀是有功能性人物的作用，给司马迁设置命运的障碍。因为这是戏，如果不是一出戏，皇上怎么可能派他去当县令？他怎么可能和司马迁对话？杜一刀从贪污受贿、难为司马迁、和任安做对，到最后回归平淡，这不仅仅是一个贪官的回归，也是人性善的回归，这是熊老师对官场的思考。
《司马迁》剧组有很多年轻演员，从排练到演出，大家都很认真，都想做到最好。我一直认为，年轻演员可以不成熟，但不可以不认真。不成熟不是缺点，这是必然的。年轻演员最重要的是努力，就像剧中的台词，“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从剧院来说，对待年轻演员需要正确的引导和培育。他们走出校门，来到剧院，不是进了保险箱了，一定要有紧迫感，时刻对自己有要求。这样，一旦机会来了，他们才知道怎么抓住机会，正确的走下去，绝对不能给了机会就撒手不管，让他们自己误打误撞。《司马迁》里的年轻人相当努力，这让我想起了1987年排《北京人》时候，那时，我很年轻，只有24岁，夏淳老师给我们排了半年。我非常的紧张，也非常不成熟，每天战战兢兢，但是排了半年之后就不一样了，意识到了自己真的有长进。我相信，剧院的年轻人都会越来越成熟。
《司马迁》第一轮演出结束了，静下心来思考，我知道这个戏还有很多需要完善和调整的。最后一场演出结束的晚上，我躺在床上冥想，2005年到2015年，十年了！弹指一挥间，一切就好像在眼前。
十年时间，不长，十年时间，也不短。排演《司马迁》是一件让我终生难忘的事。我用了十年时间完成了梦想。当你真的想做一件事，不要太着急，给自己一点时间，最终，你会看到惊奇的结果。（原载于《北京人艺》2015年第4期）
作者简介：北京人艺演员，艺委会委员。主演作品：《茶馆》《北京人》《日出》《公民》《好人润五》《二次大战中的帅客》《哗变》《古玩》《在茫茫大海上》《男人的自白》《足球俱乐部》《生·活》《全家福》《知己》《司马迁》等。曾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和文化表演奖等重要奖项，2015年荣获“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
（摄影：李春光）
史记韩城·黄河特区
脚下的这座城，慢慢品
古城里的故事，慢慢听
我们，只写有温度的文字，做有态度的平台
《陕西韩城旅游》
— 猜你喜欢 —